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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精品十二篇)_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发表时间:2020-06-20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精品十二篇)。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孔子道德思想批判  
发布时间: 2003-7-28  作者:赖全忠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伦理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成就一番事业。随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渐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都抱以深深忧虑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将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一般研究者的思维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论文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来找出导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从其本身来揭示出它的历史命运。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由于本篇论文的观点均出自对《论语》中孔子及其学生有关论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综述。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甚至不能涵盖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将孔子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综合和分析,其目的? 谟诮沂究鬃铀枷胫兴?毯?拿?芎臀侍猓?佣?し⑷嗣歉??妗⒏?暾?乩斫饪鬃右约昂罄慈寮宜枷爰业乃枷搿2⒃谙低车胤此记謇碇泄??澄幕?幕?∩希?厮苤泄?说牡赖率澜纭?nbsp;

一.“君子”概念的双重属性 

学术界公认,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在孔子生活时代,“君子”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始就是一种身份概念。《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于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且由于他将君子品格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传授给他的学生,因此,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孔子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使君子这个称谓由身份概念转变为道德概念和文化概念。这样一种认识误以为身份概念与道德概念是相互矛盾的,故对一方的肯定就必然伴随着对另一方的否定。没有意识到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道德内涵。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道德要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所有的规范均依身份而定。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其中既包括了对身份等级的确认与肯定,也包含了相关的道德要求。身份构成道德的前提,道德是对身份的确认和维护,两者相辅相承。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表现为一方面旧的等级秩序以及附着于这一秩序的行为规范已不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越是出身低层的人越是渴望享有在传统等级制度下不能享有的特权,以显示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现象就充分表明虽然传统的等级制度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但人们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孔子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将人们的等级观念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平等观念,而是要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重新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和尺度,从而为等级制度的恢复和巩固奠定更加牢靠的基础。孔子对周朝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表明孔子只是抛弃旧的划分社会等级的血统标准,而将人们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成就作为证明等级制度合理性的理由。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孔子在使用“君子”这个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君子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孔子那里是始终一贯的,孔子固然赋予君子这一称呼以更多的道德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君子概念所固有的等级内容的否定,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君子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君子在孔子那里首先是身份概念,其次才是道德概念。孔子心目中的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即代表贵族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礼仪传统和行为规范,而不可能是体现一般人价值倾向和利益要求的普遍性道德。孔子之所以经常从道德角度来评价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差别,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君子与小人成为不同道德境界的人格象征,更是为了突出君子身份的优越地位,以确证等级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毕竟,孔子所理想的社会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有道之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等级的确定不移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对孔子来说,等级意味着文明,君子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真正属人的生活。所以,孔子作为心仪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对君子等级中道德内涵的重视和弘扬丝毫也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等级秩序和社会身份意识的否定,恰恰相反,孔子通过他的教育、他对各种谮越行为的谴责以及他对传统等级制度下行为规范的恪守,表明他始终把社会的等级结构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无可置疑的。只有君子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才有可能践履孔子的道德理想;而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其作用只在于为君子的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实践对象。例如: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对于这句话,历来的注释都语焉未祥,连最权威的朱熹编纂的《论语集注》也只给出谢氏的简短注解。而且从注解与原文的关系看,谢氏的解释也是非常牵强的。如果按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即君子小人的称谓在孔子那里只具有道德意义而不再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那么这句话确实无论怎么解释都显得强辞夺理。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孔子自己一贯的贵族主义倾向,就可以一眼看出这里所谓的君子小人,其实都是身份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孔子的这句话不过是反映了他对不同阶层在实践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个态度。在孔子心目中,小人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行为不具有德性,故不能以“仁”相许;而君子虽然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由于德行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获得,所以也不能认为凡是君子必有美德。换言之,孔子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君子中有仁有不仁;而小人中则无仁可言。君子小人群体中的个别成员可以由于各种缘故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是不能抹平的。此外,在《论语

》中,以“君子”、“小人”分别指称统治者与被被统治者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第十九》) 

孔子除了突出君子阶层所内涵的道德属性外,还喜欢用带有明显道德色彩的称呼来指称统治者或上流阶层的人。譬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第十三》) 

这里的“仁者”、“善人”均指君子阶层中具有儒家美德的人。从这些对君子阶层的美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是把君子阶层看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将统治者看成是落实儒家道德理想的推动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明确指出“仁者”来自于“士”,即君子阶层。与上文孔子关于君子中有仁有不仁的观点相印证就可看出,对孔子来说,君子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故道德只能是君子之德,是通行于贵族阶层的价值倾向和礼仪规范。但这些东西并非与生俱有,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所以在孔子心目中,君子阶层内部也是有等级上下之分的,划分君子阶层内部不同等级的标准就是道德修养。真正的仁者、善人只属于君子阶层中的少数人。既然君子尚且不能全部实践孔子的道德理想,那么处于君子之外的小人和野人更是与道德无缘。由此可知孔子虽然经常强调君子阶层的道德品质,但他的本意只在于强调不同阶层所代表的不同道德层次,强化人们对以君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崇拜意识,而不是要改变当时社会所通行的身份等级观念。在思想史上,为了证明某种社会秩序具有内在的合法性,故意赋予某一阶层以更多的道德色彩,这种做法为许多社会思想家所采用。孔子对君子阶层道德内涵的强调与弘扬,即是通过将贵族的生活方式道德化、神圣化以达到凝固社会等级目的的又一显例。 

另外我们还需搞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那种以财产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的观念,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是近代文明才有的现象。在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许多前资本主义文明当中,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划分只与各自所处的社会等级有关,而与财产的多少无关。而且往往是财产随地位而来,而不是地位随财产而来。故贫无立锥之地亦可为君子,而富可敌国却未尝不可是小人。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小人的区别固然与贫富无关,但却与各自的身份和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孔子的一个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份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被孔子斥为“小人”,说明孔子虽然打破了以宗法血统来划分等级的传统观念,但他取代这一传统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信奉的平等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标准上的等级观念。固然,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传统而言,孔子以美德而不是血统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孔子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平等意识,甚至认为他的思想比当时古希腊雅典的平等观念更为先进和人道。无论是雅典人享有的平等还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平等,都是建立在对共同政治身份的确认上面的。而儒家所承认的平等,只是一种人性论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能导致现实生活的平等,而恰恰是为现实的不平等作辩护的。 

二.君子成仁之路与权力的占有 

孔子道德的实践主体是君子,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仁者”、“善人”;而君子实践孔子道德的活动有赖于一个小人阶层的存在。小人虽然不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但小人为君子成就圣人的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实践对象。有学者认为,“孔子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政治,他孜孜以求的是人的实现。”这一观点由于忽视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孔子对社会、对人的基本理解,因此很难说它触及了孔子思想的本质。儒家伦理中的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处于一定伦理关系中的社会人。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儒家思想家,他们的思维视角始终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和规定人的行为的。因此儒家把社会既存的等级关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亘古不变的“道”和“理”。也正因为孔子及其学生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结构作为他们思考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所以他们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社会提要求,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对个人提要求。道德的具体规定由古代的圣王为全体人民制定,而不是个人作为天性自由的理性存在物为自己制定。而为着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按照社会事先分配给他们的义务行事,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政治统治机器的存在就成为落实孔子道德理想的必要条件。道德的起源决定了道德自身的不自由以及处于这一道德约束之下的人的不自由。这样,道德就具有了压迫的性质。同时,对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事业的追求,也使得孔子及其学生将政治活动看成是实践儒家道德的主要形式。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的逻辑结果,而且也是孔子及其学生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按照儒家的一贯说法就是“内圣外王”。所以,通过实践儒家道德而实现的“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环节的道德人与政治人。 

西方的传统政治观点将政治活动看成是社会共同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向着某个共同价值目标趋近的过程,而中国自古就将政治看成是对被统治者进行管治和教化的过程。由此道德灌输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对道德的关切也相应地结合着对政治目的的认知来进行。在《论语》中,凡涉及道德价值与道德内容之处,无不着眼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道德的目的不是自律,而是治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俯拾皆是。如: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篇第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第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第二》)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篇第八》)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如果我们只是个别地来研究这些论述,那么它们似乎只不过是一些源自于生活经验的道德训诫。但把这些散见于各章并包含有大致相同意义的语录编排到一起,孔子道德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和实践目的就非常突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由此我们发现,对孔子而言,道德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体现社会各等级阶层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界限。由于道德能使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等级地位和相应的行为规范,因此道德就成为统治者据以驯化被统治者精神的最佳手段。正如孔子所指出的那样,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只能使被统治者表面上显得很顺从,而要真正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就必须使他在内心深处认同既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统治者的优越性,从而自觉地接受社会强加给他的地位和行为规范。“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由于偏重于直觉而在逻辑思辨能力方面逊色于古代希腊的同行,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逻辑依然默默地发挥着它的支配作用。不管孔子如何看重道德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意义,由于他把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权力本身的一种属性,因此他的道德思想必然以等级制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归宿,他所倡导的道德必然要以一个庞大的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作为统治者解决自身生计的必要条件和从事道德实践的中介。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一种将道德作为统治他人工具的道德观是否还属于道德的范畴、美德能否成为一个人凌驾于另外一个人之上的充分条件是大可商榷的,而对孔子及其学生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 

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是有利的,而且对于实践者本人也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使个人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保障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从孔子关于道德价值的论述中所得到的又一个教训。孔子固然不鄙视穷人,但他却鄙视那些试图通过所谓的“小人之业”来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的人。在孔子那里,一切单纯的谋利行为都不具有道德属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而义利之辨在孔子那里并非真正的义利两分,而是义中有利、本中寓末。这表明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的、强烈的利益诉求和功利主义倾向。追求道德的事业之所以高于单纯谋利的事业,并非因为心灵的安顿比物欲的满足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因为儒家道德本身就包含有物质利益成份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君子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道德来获得利益,而不是企图通过某项“小人之术”来谋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那样会得不偿失。“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句话表明孔子所谓的“道”实际上是一种研究如何治人而食于人的统治术,美德被视为是只存在于统治活动中的一种属性。故樊迟请学稼,就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他的另一个学生南宫适以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事实来证明行善是有利可图时,孔子却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崇尚德性的思想。说明孔子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道德的价值。行为的道德性要依它所追求的目的和达到的效果而定,而与行为自身无关。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承认道德具有独立不依的品格,承认道德有其不能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价值,是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一种纯粹道德哲学的存在,不仅是个人有可能过一种真正与自己的心灵相关的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由野蛮向着文明过渡的必要环节。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已经开始了使道德获得彻底独立的努力。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著名格言是“美德即知识”。人只有首先切实懂得是非善恶之别,才能真正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必然的道德性。而在孔子及历代儒家思想家那里,关于道德的隐含命题却是“道德即权力”。道德不仅被用来驯化人民的精神,而且被用来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道德实践上的成就可以成为对人民行使统治权力的理由。一个以仁慈的方式行使统治权力的人有权利要求被统治者提供服务。而被统治者表现得越顺服,统治者的德性也就越高。“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德与权之间的逻辑关系看,孔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统治者必须有德,而是有德者必然能成为统治者,也就必然能借此获得各种利益。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作为一对可以互证的命题,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观念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不管他们的表现是如何的昏庸无德,在任时无一例外均被冠以“当朝圣人”的美誉。 

由于道德本身是不独立的,是受人操纵的。所以在孔子那里,人对道德准则的依从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其实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这种以德治谋利、以学求禄、以仁役人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低微,他们追随孔子的原因,乃在于孔子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问仁、问礼、问君子,实际上都是希求获得统治他人的资格;孔子的有关回答也是围绕着运用什么样的道德手段来取得理想的统治效果这一中心问题来谈的。道德之所以可欲,在于它对统治者和个人都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对统治者来说,道德可以使统治更具有合法性,可以培养一种有利于统治的社会心理和大众性格;而对个人来说,良好的道德修养可以提升一个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统治权力,从而满足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需要和欲望。孔子虽然要求人应遵从道德准则,并且他自己也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勇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由于从来没有明确肯定过道德的独立地位和绝对价值,他的有关这方面的道德训诫和榜样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仁”对“礼”的依附与“礼”对“仁”的辖制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中心范畴,是体现君子美德的主要品质。但什么是“仁”?在孔子那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答案。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求教者,会对“仁”给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孔子只是指出了“仁”的表现形式,如: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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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第六》)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第九》)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第十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第十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 

在这些规定中,孔子只是指出了一个具有“仁”的品格的人应该如何作为,但对“仁”自身所具有的内容不做正面的规定,这对今天的人们理解孔子的相关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了大致准确地理解孔子对“仁”的具体规定,我试着从《论语》中拣取三段涉及“仁”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的段落,以便能对孔子的“仁”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述。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十七》) 

“孝弟”为仁的根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构成“仁”的基本内容,而对“礼”的恪守则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从以上这些涉及“仁”本身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孔子始终没有将“仁”或其他道德范畴看成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原则,而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意义,所以就“仁”的本质而言,它所涉及的只是统治方式而已。孔子显然是将道德看成是内在于统治行为本身的一种属性,故道德的性质既非自律、亦非他律,而是“正人”。由于“仁”的目的在于润饰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其内容仅涉及统治的方式方法,所以“仁”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受制于“礼”。“礼”才是孔子思想的真正核心,它不仅是孔子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全部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而且也是仁的完成、仁的节制。它从外部规范着仁,制约着仁。使仁不得超出等级制度所允许的界限。当今学术界一谈起孔子的“仁”学,就会津津乐道孔子“仁者爱人”的格言。但“仁者”对人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博爱,仁者对他人的爱所体现出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仁慈品格。仁者之爱同样不能逾越出“礼”的范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表达的不是仁对礼的指引,而是礼对仁的规范和约束。正如孔子最杰出的继承人孟子所指出的那样,礼的作用就在于“节文”仁义。对儒家来说,“礼外无仁”可以说一个隐含的命题,凡不合于礼的事情也必不合乎仁。正是由于将“礼”看成是“仁”的标准,所以孔子的学生才一再地追问齐国政治家管仲是否称得上“仁者”;“嫂溺,叔援之手”虽是孟子性善说之最佳例证和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真正实践,但孟子也只能用“权”而不是用“仁”来对这一行为进行解释。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站在一个真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们不能不由此感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亦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孔子将“仁”看成是统治的基础,要求统治者本着忠恕之道、“爱人”之心来施行统治。但这一理想本身就是建立在人对人的统治基础上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无论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还是从谋求个人利益的角度,孔子所倡导的道德都必须以一个被统治阶层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本身就蕴含着对等级制的确认和维护。由于孔子无法想象一种超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和生命形态,所以孔子的道德思想中没有包含纯粹的个人道德的内容。道德的实践过程与实践者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实践者在道德实践中的成就也主要体现为由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转化过程。这使得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始终依附于政治,始终无法摆脱权力和私欲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为的精神王国。在西方的道德文化中,人从事道德实践的目的乃在于过一种优良的生活,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实现人们共同的道德追求。伦理学主要研究一个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和能力才能达致这种生活状态,而社会相应地应为人的这种理想境界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故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政治学实为伦理学的一部分。尽管在现实政治当中,统治者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企图垄断一切的欲望。但在理论上,道德始终高居于政治之上,对政治的目的和形式进行着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制约。亚历士多德视城邦为自由人联合在一起以实现正义的政治组织,西塞多把国家称为“人民的事业”、黑格尔论证国家为“伦理观念的现实”,都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而孔子却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道德,这种视角上的偏差可以说是导致目前儒学不振的主要原因。 

缺乏缜密的思维能力,无法在思维中紧紧抓住对象本身,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缺陷。这在孔子关于“仁”的思考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论语》中,当孔子不需要对各种道德范畴的内涵进行定义,而只需抽象地讨论道德与人生的关系时,孔子是能够意识到道德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独立地位和基本价值的。孔子公开赞扬伯夷叔齐的品格,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提倡“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然而,当他必须对道德本身展开思考并做出相应规定时,他就只能从表象、关系、功能方面来做出说明,无法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不能把握住问题内在的具体。而这样一来,“仁”作为道德范畴,它对人的行为所具有的权威性立刻就被抛离,蜕变为“有利可图”的工具和装饰。孔子将道德视为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把道德作为一个只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的、独立自足的实践领域。孔子关于道德的思考是抽象的目的论,具体的工具论。这说明孔子的思维方式还依然停留在人类早期关于道德的朴素认识之中,即把道德看成是人借以趋利避害的手段和途径。除去儒家传说中的圣人外,孔子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最伟大的仁者、圣人。但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所展现出的那种始终依照道德法则生活的榜样,却没有真正渗透进他的思想之中。这就使他的观点始终充斥着彼此的对立和冲突,缺乏一种持久有效的道德思想所应具有的一

贯性和明晰性。 

孔子曾感叹:“古人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学习的目的应在于求得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但这种理想只能在一个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拥有大量闲暇的阶层中才能实现。儒家虽然自命为社会的统治者,是君子,是绅士,但它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始终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儒家对礼仪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能有一技之长以谋取衣食。孔子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君子之所以谋道不谋食,乃是因为“学也,禄在其中”。只要勤学苦读,自然就会取得官职,从而也就有了统治别人的资格和稳定的生活保障;而孟子也公开承认,君子以当官为职业。现实生存环境的严峻和对功利目的的追求使得儒家不会象古希腊思想家那样,具有对思想本身进行考察的兴趣和爱好。儒家的思想家其实都是实践家,他们提出某种思想或者宣扬某种道德其实都是为着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者个人利益。在人类的各种早期文明中,以利害作为推行某种道德的中介是普遍的现象。但问题是,由于始终保持着对道德自身独立性的高度自觉,西方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最终在历史的反思中摆脱了早期的那种粗陋混乱的状态,进化为一种纯粹的、与人们的其他实践活动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形态。而儒家伦理,由于从未经历过类似于西方思想发展的反思阶段,因此它内在的杂质也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并一直对中国人的道德产生混乱而有害的影响。在今天,中国人对道德的态度依然是实用主义的,人们推行道德的方式依然是强制式的。几千年无论怎么样的改朝换代、无论在表面上活跃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人们的行为方式依然如故。 

结语 

康德指出,伦理学是研究如何使人配享幸福而不是获得幸福的学问。而孔子的道德思想恰恰是将道德看成是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方法。由于将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局限于政治领域、由于没能正确处理好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孔子所倡导的道德永远受制于外力,永远不能摆脱物欲的牵绊和对权力的依附。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道德只能扼杀人的自由天性、束缚人的精神、将人的创造力和无限发展的潜能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受着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权力的双重束缚,中国人的道德始终处于混乱与功利之中,始终未能窥见那洋溢着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为目的的纯粹道德境界。由此可知,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之所以走向衰亡并不能归结为西方价值观和物质文明的强力渗透,而是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和道德缺陷所致。即使没有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儒家道德也只能依靠威逼利诱才能维持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拿破仑曾把沉浸在儒家思想中的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今天,睡狮已然醒来!当代中国人对孔子道德的否弃即意味着一个从未体认到自由价值的古老民族终于睁开了昏睡的双眼,开始重塑自己的精神!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必然始于与自由的相遇、相知和相亲。随着自由精神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一种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对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和积极指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然会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基石,这样一种道德不仅更能保障我们的独立、自由与尊严,亦能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开放有力的姿态去回应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据此我愿相信,目前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道德真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新的充盈着自由精神的道德在中国人心中扎根之日,即是中华民族以沉稳自信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参考书目: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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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唐凯麟 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何光沪 许志伟主编:《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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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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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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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摘要:《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重要着作,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从治国之道还是为人处世方面,《论语》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给后人无限的人生智慧。文章剖析了《论语》中经典的为人处世之道,深入分析了其中的至理名言,并从学习、做人、做事三个方面来看《论语》中的人生智慧,从中学习其为人处世的原则。

关键词:论语;为人处世;至理名言;人生智慧

《论语》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着作,主要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了大教育家孔子的思想。其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最权威资料,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诸方面的思想[1].其中,“仁”“义”“礼”“智”“信”贯穿了《论语》的方方面面,“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而《论语》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无论是对两千多年前的社会还是现在的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乃至在世界上也影响深远。《论语》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为人处世的思想观念,它是中华民族的精髓,给了人们无限的智慧与启迪。

一、从《论语》中学会学习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显得尤为重要。《论语》中蕴含了很多教育人们如何学习的至理名言,这对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掌握至关重要。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孔子对子路的教导,大意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这教育人们要端正学习态度,对待学习,就要实事求是,不要不懂装懂。如果对于不知道的问题,还要装作知道,这无疑对学习有害,而且这也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此外,在学习方面,孔子特别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说的是聪明的人喜好学习,不以向别人请教他们认为很低级的问题而感到羞耻。当看到这句教诲时,笔者不禁想到现在很多学生提问的一些情况,有些学生明明对某些问题不懂,但羞于向别人提问,因为他们担心会被别人嘲笑问这些低级简单的问题。或者,有些学生羞于向比自己成绩差的'人提问,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不如自己,向他们提问都是羞耻的。其实,作为学生,就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不懂就要积极提问,没有人会嘲笑一个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当然,除了端正个人的学习态度之外,还要掌握学习方法,这样才能学好。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其大意是指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从而可以获得新的领悟,这样学习才会进步。由此可见,孔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对于现在人的学习依然很有启示,是学生在学习上的指路灯。

二、从《论语》中学会做人

笔者认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对父母尽孝,对朋友真诚。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违背就是孝。孝是中华文化传统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能违背长辈的心意[小车没有軏一样,就不能行走。可见,孔子认为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人无信而不立。笔者一直认为诚信是人的身份证,是人们立足于社会的基石。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答应了朋友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说话一定要算数,就是这个道理,否则就不要轻易许诺对方。总之,对父母,要尽孝,对朋友,要讲究诚信,这样才是君子。而做人的原则还不仅仅只是孝和信,还需要有一颗仁义之心,《论语》中的做人原则,隐藏了大智慧。

三、从《论语》中学会做事

《论语》指导人们如何学习,教会大家如何做人,自然也告诉人们怎么做事。“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所谓三思而后行,就是指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等考虑清楚之后,再做出决定。这其实是在告诫我大家,做任何事情,必须要仔细考虑,否则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做事之前欠缺考虑,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大家还是得牢记古训。做任何事情,仔细思考,同样,“言寡尤,行寡悔”也是告诫人们做事要谨慎。这里,孔子告诉他的学生子张,说话要小心,就会少一些怨尤,行事要多思、多想、多听、多看,日后就会少一些后悔。而大多数人在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注意自己的措辞,有时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句话,惹怒了别人,可事后再怎么道歉,也于事无补,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不可能再收回来。有很多人在做事的时候,往往急于做决定,结果酿成大错,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若做事之前慎重考虑,就不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论语》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和智慧,它教会人们端正学习态度,告诉大家学习方法,给学习者提供指导;它教会做人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要守信用;它告诉人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当然,《论语》的现实意义还远远不止这些,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也影响深远。《论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影响深远。作为中国的文化结晶,《论语》的内涵也影响着世界,孔子学院,已经在多个国家设立;现出现多种语言《论语》的不同译本。可见,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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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作为一个2500多年前的古代教育家,孔子非常注意对自己的学生进行立志方面的教育,引导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以便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笔者认为,孔子的立志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立志、守志、践志和酬志四个方面。

(一)立志

孔子主张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就要立下远大的人生志向。他在回顾自己人生的发展道路,总结人生的经验时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由此看来,孔子早在十五岁时就立下了自己学习的远大志向。孔子不但自己很早就立下干一番事业的`远大理想和志向,他还教育他的弟子们要早立志立大志。

(二)守志

孔子认为,一个人树立了远大的人生志向还不算完,要念念不忘,时刻遵守自己的志向。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议也。”意思是说,有志气的人追求的是治国的道理,而以吃粗粮穿粗衣为耻辱的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的。一个人如果真心为伟大的志向而努力,就不应为暂时低下的生活条件而感到耻辱,否则便不是笃守大志,为大志牺牲一切的人。孔子把笃守自己的志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认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越能体现出自己守志的坚定态度,决不能因为环境的恶劣而丧失自己的远大志向。

(三)践志

孔子认为,志向是人生发展的美好蓝图,只有积极去实践,才会有实现的可能性。孔子最讨厌那些说得多,做得少,言行不一,习惯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到处不被重用,走投无路时,有人请他前往,孔子想借此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子路等一再提醒老师不要上了坏人的当,孔子却胸有成竹地说:“不曰坚乎,漠而不璘;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表明自己这把刀怎么磨也磨不坏,自己心地坦白,怎么染也不会黑。一个人要守志坚定,功名利禄和各种引诱不为所动,白刃锋镝加身而不屈服,才配称得上一个高尚君子。

(四)酬志

孔子认为,一个人立志、守志、践志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酬志。如果志向确立了,而没有如期实现,这种志向立得再高远,都没有多少实际价值。那么作为青年人,如何去酬志呢?他认为首先要有责任感,即有一种时时想着对社会负责,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他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不但弦歌不断,还向弟子们大谈“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孔子虽四处奔波,宣传自己的治国思想,未能酬志。他当然不会甘心,又在教授弟子和整理文化上觅新的途径。他删史书,订礼乐,赞周易,尤其是编《春秋》,名义上是将鲁国的档案资料编成历史,实际上是通过编史的方法,灌输自己的尊王拥君恪守礼法的主张,把“乱臣贼子”的作为载入史册,用以“寓褒贬,明善恶”,使“乱臣贼子惧”。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科学的理论研究能使事物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体育教学的启示,借鉴历史学、哲学等有关联的研究方法,查阅与孔子相关的经典著作,如由孔子的弟子编撰而成的《论语》。研读了体育界关于传统体育及体育教学等方面的资料,虚心请教曲阜师范大学的解毅飞教授、唐晓辉副教授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的何仲凯副教授,听取他们的指导意见,并对收集文献资料中关于孔子教育思想所依据和遵循的原理,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理论上的逻辑推理,科学的剖析,对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后世体育教学的启示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他在四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提倡“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有教无类”的教学平等观、正确处理“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全面发展观与注重“六艺”的教学内容及其孔子的教育实践观与“学-思-行”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对古代及近代体育教学的启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体育教学观念不断更新的紧迫形势下,深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从中汲取教学经验。结合当前体育教学现状,总结其对体育教育有意义的启示,能更好地促进体育教育的发展。

本文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体育教学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其作用已经深入到体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在孔子以后的教学发展中,孔子的“学-思-行”以及“启发式”教学模式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他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全面的把“因材施教”的方法运用到了教学中去的教育家,“因材施教”在目前已经成为我们体育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教学原则。

孔子的教育思想无疑应该是民主的、进步的、积极的。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社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东亚文化圈”,其核心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儒家思想在推动东亚诸国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的今天,使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重新焕发出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志于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甘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文化人,应该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在漫长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孔子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等宝贵的教育主张和教学原则。这些经验和主张,不仅对过去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如何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以及怎样发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就以孔子的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学的启示,以求更好的把握体育教学的规律,促进体育教学的提高。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

导语: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儒家、佛家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以下是小编整理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祟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拭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漠》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诊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 (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三、圣人观之利弊

1.圣人观之利—对人的肯定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圣、希贤”,程伊川主张“圣人可学”,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一般学者立志做圣贤,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桌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

为什么圣人可学,圣人可至呢?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逻辑结构就是人人拥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展示出天道,达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圣人。“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是左右万事万物的,对事物和人都起作用。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个道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守的道,因此人也要照天道而行,对于不能照此而行的人则需要修养和教化。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生命之自然秩序与天道的精神相契。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圣人教化常人,常人学习圣人的依据。《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在这里,《中庸》充分肯定平常人是可以达到那个完美的境地的。

修养教化的过程,就是“诚”的过程。所谓“诚”,也就是发现并且按照天道的方式运行。通过“诚”,人可以达到现状与天性的合一。宇宙与人,合和无间,人的终极目标要达到圣人,其功夫在于存养、尽性、明心见性,人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都是依理而行,最终德配天地,参天地之化育。个人生命与天地和谐,与人人感应,与物物协调,以这种精神待人持家,都会同情交感,一体同仁,大我小我,一脉融通。《中庸》上述思想成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在逻辑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把常人视为不可教化者。其积极的意义除了说明教化本身之外,还在于对常人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2.圣人传统之弊—常人无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颂扬圣人,学习圣人,肯定人人可以为尧舜,承认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肯定人人都是圣人,它所承认和拥戴的是圣人,而非将来可能成为圣人的平常人。事实上,由于对圣人的尊崇,中国历史上是把人群分为少数智慧超人的圣人和多数从事劳动的愚人,后演变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即圣人,劳力者即愚人。各个阶层功能不同。这样,在按照圣人意志行动,培养圣人的过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就形成了。中国人对圣人的爱戴和尊崇并没有体现为社会各个层面上对普通人的爱护。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规定圣人特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圣人的对立面,即常人的特性。儒家的圣人观念,一方面表现其人格的高尚,一方面又表现其人格的优越。而在人格的高尚与优越里,已假定了大众都有精神不高尚的或精神低劣的成分在内。圣人和常人的关系,就是关照和被关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已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生活,那么,常人就不需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只要强调服从性;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人性和智慧,而只要强调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如果把这样的关系带人政治生活中,就是让常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圣人照顾的人。

在传统中国社会,谁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皇帝。上古文献《洪范》就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天或君王的权力秉承自天。这一思想在《尚书·泰誓》中更发展成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儒家最为突出地继承与发展了上述思想。这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对作为圣人代表的君王命令的绝对服从,以及常人无权的局面。帝王集王、圣、父于一身。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圣人为王”的理想被彻底地置换与颠倒为“王者为圣”,儒家所开创的“自律型之慎独伦理”被彻底地异化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成为奴役与专制的有力工具。于是“圣人为王”观点不仅不能限制君权,反倒帮助帝皇扩张成无限的绝对专制权力,开启了绝对皇权的时代。帝王对其子民犹如父亲对其子女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一方面是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毫无权利可言的被支配者。这就把圣人和常人的理论设想现实化了:现实中的常人是没有权利的人,唯有等待圣人的安排。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百姓的权利由明君赋予,君王的权力高于百姓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权力。百姓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帝王权力来随机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在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中,几乎无人不曾领教权力的威势。君王权力以及权力的肆虐甚至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样态,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国民的思想之中。

即使在清官明君的时代,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体现,而为民做主成了历代官员的使命。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集中在希望代代清明当中。这种文化歌颂的都是明君良相,该逻辑之前提仍是百姓的无知无能、百姓是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揭竿而起的人、要求自己权利的人,又大多以身败名裂为结局,成为背负骂名的乱臣贼子。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了。这样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年,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所以,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要打破圣人政治传统,停止对圣人的渴望和颂扬,转而发现和认可自身的权利与价值。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学思想。以下是“孔子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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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在“孝第”中间,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孝道。他认为,一个人要尽孝道,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关心牵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三是恭敬真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心存真诚。对父母的真诚是最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孝敬之诚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何异?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长是否克己自律,决定着家庭克己教育的成败。实施克己教育,家长必须首先克己,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碍或出现反复的时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动辄发火,采取打骂等粗暴手段,不仅达不到教育效果,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施克己教育,还需建立必要的家规。家长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则。从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约束与规范孩子乃至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1、孔子主张礼治,反对法治。礼的意义在古代甚为广泛,指国际间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婚、丧、祭、餮等典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学而》)似乎周礼是千秋不变的规范。晋国铸了刑鼎,他尖锐地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2、在经济方面,他反对封建的田赋制度而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田赋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日:‘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

3、孔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合乎“礼”的等级制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跏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5、在伦理思想方面,孔子主张仁。孔子的“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据周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的“仁”一般不包括劳动者。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曾子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在哲学上,孔子主张天命观。孔子主张天命,一次,他受到匡人的围困,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万物无言的主宰者。孔子认为他自己就是秉承天命而说话做事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把恢复周礼看做是自己的历史使命,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7、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8、在品德方面,他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关于孔子语言哲学思想探微

[论文关键词]孔子;语言哲学;“名实之辩”;“言意之辩”

[论文摘要]先秦儒家语言哲学肇始于孔子,他开创性地围绕“名实”、“言意”关系两大语言哲学重要问题,以正名理论为基础,展开对语言哲学的探索。其“名实之辩”的内容包括: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为“礼”.其“言意之辩”的主要内容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言道两个方面。孔子语言哲学凸显语言的规范功能,本质上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本文使用“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孔子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思想。孔子的语言哲学是孔子对语言的根本规律所进行探讨的理论成果。一般来说,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语言和世界的关系;(2)语言或语同的意义问题。在先秦哲学的哲学语域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名实关系来呈现的;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是通过言意关系来阐释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的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名实关系问题和言意关系问题,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通过“名实之辩”和“言意之辩”展开的。本文选择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为考察对象,探讨孔子的语言哲学讨论的主要话题及其对中国语言哲学的影响,对孔子哲学中较为突出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清晰地凸显孔子对语言、意义、思想和形上,之道的哲学思考,揭示中国哲学中语言哲学问题的独特架构和视野。

一、孔子的“名实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名实关系,即语言与存在或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家首要关注的语言哲学问题。冯友兰先生曾经特别强调名实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对此问题的探索容易进入哲学的心脏。早在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那里,名实关系就已得到深入的探讨,虽然孔子没有从名实对举的角度提出问题,但他明确地区分了名称和名称所指称的对象,认为名本身具有固定的意义。下面具体分析孔子“名实之辩”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

孔丘提出:“政者,正也。”认为社会稳定,政治有序的前提是“正政”,而正政的核心是“正名”.“正名”思想是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提出的。《论语》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在孔子看来,正名问题事关重大,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为首当其冲的事情,这恰似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孔子的出发点虽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颇为不同,但在重视语言这一点上则实无二致。

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强调了“正名”的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围绕着这一“正名”内容,论述了“礼”对不同的名分下的不同社会角色的要求,以此来衡量是否“名正”.他从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他所亲见目睹的名实混乱的社会时弊,以周礼为核心,以君臣父子为内容,从名实关系角度详细地论述了“正名”的基本要求。可见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的是“名”的伦理政治旨趣,而小是形上逻辑旨趣,或者说强调的是“名”的规范功能,而不只是“名”的描述功能,正如梅·约翰所说的那样:“当名称因其有助于表现和区分社会政治差别而被孔子视作非常重要时,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们能够被用来规范(prescribe)而不仅仅是描述(describe)那些差别。名能够而且应该被用来规范实——这一观念构成了孔子正名计划的核心。”

(二)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

子路显然术能明白孔子正名理论之深意,反而批评老师此论为“迂腐之见”,孔子于是苦心孤诣地对自己的爱徒说了一段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野战,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从这段发人深省的话可知,孔子的推论是从一否定式的断言(名不正)出发,由名推及言-事-礼乐-刑罚,最终落脚在“行为”上(民无所措手足),其逻辑顺序为“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对孔子的上述主张,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名实关系的本末倒置,由此孔子就成r极端保守主义者。郝大维、安乐哲对此评价说:“‘正名’的这一流行诠释部分是正确的,但它高度强调孔子思想中与传统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孔子真正看重的文化多样性、原创性和丰富性,则损害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的确如此,在理解孔子正名理论时,不必死死纠缠在孔子看来名实之间到底谁决定准的问题,我们往往因为孔子强调名的作用就断定孔子持有“名决定实”的先验论,因而全盘否定其“正名”思想的理论价值。我们更多的应该注意到孔子“名实之辩”思想的深刻性。显然,孔子这里所用的“君、臣、父、子”之名,无疑是对以往“君、臣、父、子”之实的反映,尽管那种意义上的名还包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它们在指称以往的“君、臣、父、子”之实时已被人们所认可,具有了确定性。因此,从名实关系着眼,孔子的这一主张实际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名一经形成,就必须保持应有的确定性。“任何民族总是在用语言范畴化地认识世界和人生。当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确定性追问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纯语言性操作的模式,理论上说都是能够产生出分析理性思想的。”毋席讳言,孔子的这种主张正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名的使用规范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先秦分析理性思想初露端倪的表征。不仅如此,孔子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可贵思想:虽然从根本上说名依赖于实,但名在反映或指称实的过程中,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名对于实还有其积极能动的一面。孔子的这一见解,对于确切、完整地把握名实互动的辩证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礼”

从孔子提出“正名”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正政”,而“为政”却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正其身”,要“先之劳之”,以“礼”作为“正身”的途径,作为“正名”的标准。因此,孔子大力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更相信,“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具体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必须以“礼”为标准,以“能近取譬”为方法来检验名实是否相符,至于这个理想的意义标准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从语义的角度去定义,而是认定“先王”的礼仪制度,即社会变革发生前的那种状态就应该是名应有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孔子的“正名”理论其实是以托古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陈汉生认为:“如果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言实体的相互关系)、语义(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用(语言跟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三部分。我们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为中国思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这一对中国语言哲学定性的断语,如果用来分析孔子的语言思想,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通过对孔子“名实之辩”内容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二、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言意之辩”这个问题虽古老而恒新。就中国哲学而言,它关乎超名言之域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打通中西文化深层结构的关键。它主要回答这样两个层次的问题是:(1)语言能否把我们的心意(即意之所识、所把握的东西)说清楚、说完全?什么能说清楚?什么不能?(2)对于语言说不清、道不尽的东西(尤其是“道”),怎样把它们表示出来,为人们所理解?换言之,对“道”的理解和把握是否必须借助语言?能否另辟蹊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言能否尽意”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语言能否把握形上之道”的问题,下文将按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孔子的“言意之辩”展开论述。

子贡曰:“夫子之文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生本教育体系的理念就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它是一种能让师生产生快乐的“灵丹妙药”,从而让学生喜欢学习,教师喜欢教育教学工作。郭教授在《教育走向生本》中说:“快乐的感受是人更好学习的情感基础。快乐的日子使人聪明,使人产生心理的兴奋和生理的活跃。在兴奋中,他会获得最高的学习效率和最好的学习效果。”当一种教育为孩子、家庭、学校、社会带来了快乐与幸福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它呢?

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伟大的祷文:“当鞋子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这段表述生本教育的话,给予了我深深的启迪:脚被忘记,也可以说是脚处于“忘我”状态,忘我地工作,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子不合脚,脚疼了,脚就被时时记起,就走得不好了。今天,如同给脚提供合适的鞋,我们需要提供给儿童适合的教育,当教育适合儿童时,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儿童忘记了自己在学习,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甚至忘记了自己,这时人的内部自然起作用了,儿童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空前提高了。所谓适合儿童的教育,就是生本教育。我们只要给了儿童生本教育,他们就会忘我地活动和游戏,也就是进行忘我的学习,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而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儿童。

这样的课堂不要怕走向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生本教育改革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东方讲究系统的、秩序的儒家文化传统,这种作为背景的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必要抹去的,它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成为教育改革的潜在的稳定的甚至是制衡的力量。由此,我们朝着生本的方向进和体系性的较为彻底的改革,乱不到哪里去,反而会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结出丰花硕果。”《新基础教育改革不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中也强调了这样的观点,“基础教育改革不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彻底分离,而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和与时俱进的过程”。美国素来就比较强调儿童个性,推进儿童中心教育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却可能产生较多的问题;然而,“在我们传统的文化氛围之中的生本教育改革,如同晴空之见云霓,会产生优势互补的效应”。

韩愈也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在生本课堂的讨论中,教师会遇到学生提出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可能会经常面临难以回答的情况。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学生能诘难老师,能提出别开生面的问题,乃是我们教学的成功。

书中还谈到了生本教育的方法论,即“先做后学、先会后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不教而教”。江苏洋思中学闻名遐迩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与生本教育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该校蔡林森校长是否读过这本书或聆听过郭教授的报告?洋思中学取得了巨大成功,生本教育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应该说,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教育实践取得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成绩,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和教育体系的强大生命力。

反思我们的教育习惯,有太多的“以师为本、目中无生”,也有太多似是而非的“看似以生为本、实则以师为本”的例证。包括学校内部的某些汇报课,包括我自己的某些教研课,当然也包括某些带头人、特级上的示范公开课,或多或少过于强调教师对文本的解读。我不由得想起我们“课程资源开发”小组研究的“核心课程资源——教材的适应性应用策略的研究”子课题,分明也是在适应教师适应学生等角度改变、替换、拓展、重构、自主开发教材,原来一切的适应就是为了学生更自主高效快乐地学习。但愿我们在实践“生本教育”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在彷徨中探索,在摸索中奋进,也在反思中不断落实和提升我们的“生本”理念。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1、为了把德育的社会内容有效地转化为学生个体内在的思想品德﹐必然要通过学生积极的心理活动。中国学校德育的基本任务是促进学生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

2、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仁、义、礼、智、信”。

3、教育的对象和范围:孔子认为教育应该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都能接受教育。他认为“有教无类”,只要愿意学习并具备一定的天赋和才能,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接受他的教育。

4、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只有虚心向别人请教,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5、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爱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而礼则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

6、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强调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的责任感,注重全面发展和实践运用,提倡平等教育和因材施教,这些思想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1)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第九章)

8、孔子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会有所差异,在对每个人的教育方面不能“一视同仁”,应该要根据每个人个人的特点以及能力来施行教育,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同时他还提倡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受教育的对象没有富贵贫贱之分。孔子还强调在教育学生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

9、勤于思考:只有勤学善问,才能得到知识。

10、扩展资料:

11、孔子还重视启蒙教育,认为学习应该从小时候就开始。他还强调作为学生就应该保持认真努力的学习态度,虚心向学,在学习新的知识的同时还要经常复习早已学过的知识,毕竟温故而知新。孔子认为学生要学会自我思考,而不是仅靠老师的教导,老师也不能只把注重知识灌输给学生,要让学生自己思考,并加以恰到好处的引导。

12、孔子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3、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赞赏“重民”、“利民”思想的原因。孔子适时开办私学,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当时传统的古代文化,将诗、书、礼、乐等经典纳入他教材范畴,对我国文化教育影响很大,这些,都形成了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4、以学为本:孔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人应该不断学习和追求知识。他提出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等重要观念,强调学习应该是持续的、终身的过程。

15、尊师重教: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并强调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师道尊严。他认为教育是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教师应该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卓越的教学能力。

16、因材施教:因各人各种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17、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学思结合”等教育理念和方法。他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同时要注重思考和反思。

18、不耻下问:提倡人人好学虚心求教。

19、仁爱、礼义、忠恕、明智和诚信是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20、孔子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逐渐衰亡,新兴封建制度逐渐兴起的历史过渡时期,他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比较开明的奴隶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

21、孔子注重个性培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点,教育应该根据个人的特点进行个性化培养。他主张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方法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22、在个性心理发展中﹐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习惯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心理结构整体﹐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学校的德育的任务﹐既反对侧重培养道德观念主智说﹐又反对侧重训练行为习惯的主行说。

23、(3)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第九章)

24、孔子出生的鲁国是当时文化的中心,周朝的典章制度在鲁国保存得最完整,孔子自幼受到西周文化熏陶,因而对周礼非常熟悉和钦佩,“吾从周”便是他发自内心的活语。

25、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孔子主张以“六艺”为教育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这些课程涵盖了道德、艺术、体育、语言、数学等多个方面。同时,他提倡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和兴趣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26、孔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是不断积累知识和提高自己的过程。他主张学习经典著作,如《诗经》、《尚书》等,认为这些经典著作包含了古代圣贤的智慧和道德准则。此外,孔子还强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只有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27、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

28、(2)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第九章)

29、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

30、孔子一位古代道德敎育思想家。他倡导的主要道德教育礼念是:仁、义、礼、智、信。礼是用道德来规范,仁是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前提,仁是礼的结果。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31、(4)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第4章)

32、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为人是义,践履躬行是信,做到内省是智。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孔子的敎育思想理念,方法值得现代人好好学习和思考。

33、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关注人的修养和社会的发展。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德行和智慧,使人们能够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教育原则和方法,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

34、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孔子认为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变得更好,让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天赋和潜能,进而为社会作出贡献。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和仁人志士,让他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领导能力。

35、孔子出生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少也贱”,长期生活在下层人物中,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他又有与当权者交往的机会,进可为官,这就是孔子既忠君又爱民思想产生的原因。

36、知之为知之,不知不为不知: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做学问的基本素质。

37、温故而知新:经常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才能学好新知识。

38、作者认为孔子的教育作用观就是“教育是和政治分不开的,教育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孔子之努力于教育,也就是为培养自己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以便更有效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基于这一目的,孔子非常重视教育,他把教育和人口、财富作为立国的三大要素。

39、有教无类: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40、孔子身为教育家的名声与作为思想家的名声一样大,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教育事业付出一生精力的人,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41、仁爱教育: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仁爱之心。他强调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使人具备良好的品德和行为规范。

42、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孔子认为教师应该是学生的榜样和引路人,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敬业精神。他主张教师应该是“智、仁、勇”三者的结合体,即要有广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

43、这五个字体现做人的标准与准则孔子非常重视德育,一部《论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内容是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44、“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

45、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6、孔子提出的教育思想分别是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孔子还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放在首要地位,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启蒙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孔子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播学于平民:不分贵贱、贫富、等级

播学于四夷:不分地域、种族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南郭惠子)

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子贡)(《荀子・法行》)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二、论教育作用

1、论教育的社会功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2、论教育的个体功能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阳货》)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

三、论教育目标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宪问》)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四、论教育内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1、道德教育内容

(1)仁与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2)孝悌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

孝慈则忠。(《为政》)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3)忠信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

民无信不立。(《颜渊》)

2、知识教育内容:新六艺―六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德上艺下的教育传统

五、论道德教育

1、德智关系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2、论德育过程

知:有德者必有言。(《宪问》)

情: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子罕》)

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

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

3、论德育原则和方法

(1)立志乐道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孔颜乐处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阳货》)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2)自省自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3)改过迁善

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

过则勿惮改。(《学而》)

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卫灵公》)

六、论教学原则

1、启发诱导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朱熹:《四书集注》)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

2、因材施教

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四书集注》)

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汀#ā断冉》)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

3、学思并重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阳货》)

4、温故知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5、谦虚诚实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述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阳货》)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七、论教师

1、言传身教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不如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

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述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

3、循循善诱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

4、宽严结合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八、孔子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

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

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

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奠定了后世儒家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

他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

倡导尊师爱生,提出了作为一个理想教师的要求。

❖ 孔子的音乐思想总结 ❖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体现做人的标准与准则。孔子非常重视德育,一部《论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内容是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1)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第九章)

(2)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第九章)

(3)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第九章)

(4)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第4章)

(5)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第4章)

(6)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第4章)

(7)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4章)

(8)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

(9)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第十五章)

(10)孔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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