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理想国正义读后感（热门十二篇）_理想国正义读后感

**《理想国》中“铜铁当道，国破家亡”思想

为了解决城邦内乱造成的困境，柏拉图提出在理智的安排下，实现具有德性与智慧的正义共同体来应对，即建立“理想国”。在这里，柏拉图认为将美德和智慧合二为一的哲学家拥有统治权，以此来实现城邦的正义，卫士则负责安全问题，而作为生产者的“铜铁”民众则居于底层，为正义城邦的实现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对于这种安排，柏拉图认为是合理的，认为只有各行各业的人都井然有序，才能实现公正的城邦。

由于柏拉图的安排，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引起批评。从表面来看，可发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三类人以及奴隶的划分与种姓制度有一定的类似，即最高统治者为垄断知识的“金质哲学王”与“婆罗门”，军队领袖或者卫士为“银质勇士”与“刹帝利”，而底层的为生产者“铜铁劳动者”与“首头陀”，最为底层的则是会说话的牲口——奴隶和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然而，区别在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确确实实存在，而且拥有一套神学解释，从而为残酷野蛮的剥削制度提供精神动力且人们的这种身份世代难以更改；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并不存在，而且使用了所谓“高贵的谎言”来提供理论支撑，并允许金、银、铜铁三个阶层流动，从而保证城邦的正义。

可是，关键点在于，无论是种姓制度还是金、银、铜铁三个阶层，都体现了一种对有序政治秩序的安排，这种安排的重点在于，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的任务不能荒废，否则，整个统治秩序则会趋于崩溃。这种情况下，若是才能庸俗、品德低劣之人窃居高位，则整个社会世风日下，正义不复存在，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被称为“铜铁当道，国破家亡。”这是柏拉图对当时城邦走向不义的一种看法，也是其理想国理念中十分重要的命题，而且由于对“铜铁”的“歧视”使得柏拉图这种看法在现代社会极具争议性。

因而，本文即通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的“正义”原则来对“铜铁当道，国破家亡”做出简单的含**析与原因**，来分析“铜铁”特质为什么不能“当道”以及如何防止这类情况出现，从而对柏拉图这句话引起的争议与指责做出辩驳，解释“德性”与“智慧”对统治者的必要性和对公民福祉的重要性。

一、“铜铁当道，国破家亡”的含义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个人方面与国家方面。从个人来看，其认为人拥有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当理智能作为主导并能控制其余两个部分时，这个人就是正义者；而从城邦来看，城邦是扩大了的个人，与此相适应，智慧、勇气和节制则是一个合理的城邦所拥有的特质，只有当拥有智慧的“哲学王”统治城邦时，并且勇士和劳动者各安其序后，此城邦才为正义城邦，城邦公民才能过上“至善”的生活。

在这里，柏拉图展示出了自己的统治观：哲人统治，而勇士只能作为卫士，劳动者只能居于底层，不能干涉城邦治理。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此三者根本特质不同，哲学王是金的特质，勇士是银的特质，而劳动者只能是铜和铁的合体。

柏拉图认为，上天在创造世人的时候，已经对此做出了区分，以此来告诫世人什么样的人才能作为统治者，进而什么样的统治才能带来正义的城邦。而如果违背了这个区分，则会导致城邦之乱，公民幸福毁于一旦，要谨以为记。“所以上天给统治者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要他们(身上加入了**的人)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金属的混合情况。

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下放到与素质适合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意外地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或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岗位上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那么，对此，我们怎么理解“铜铁当道，国破家亡”这句话呢？这是一种对身份的歧视和人格的滥用吗？实际上，若如此理解，则不免浅薄了些。

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的“金、银、铜铁”，并不是仅仅指某种社会身份或某类社会中的人，而是对不同生命性质的一种区分，用来解读政治生活中道德与智慧的不同层次，从而认识到“正义城邦”所需要的特有品质，这是一种对公众幸福与未来的一种责任，也是对生命性质的一种尊重。柏拉图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认为，当城邦里的这三种人各司其职时城邦被认定为是正义的，但支撑他们的理由并非仅仅是那个神话，而是根植于金、银、铜铁这三种人的灵魂。“‘哲学王’政制也是在人性差异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种差异不是等级的划分，它体现的正是柏拉图有意识地引导人按其心性发展和给人以在城邦结构中的合理定位。

”所以，柏拉图认为，身为金子的统治者发现后代若不能满足“金子”特质，他们就不能姑息，就应将这些不合格者放到与他们素质相符合的地方去，与此同时，那些出身“铜铁”的公民，若是素质符合，则应该让他们成为卫士或者统治者，而不是进行漠视乃至于打压。换言之，不能因为出身而使庸腐之人居高位来祸国殃民，也不能因出身而使得德才之士埋于草野之中。如《礼记·礼运》所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一种正义的体现，也是公民福祉的保证。

那么，倘若不如此做，而是“铜铁当道”怎会怎样呢？换言之，如果把不称祉的膏粱子弟放在事关民生福祉的统治者的地位上，会发生什么呢？除了柏拉图的“国破家亡”说，中国经典《论语》也给出了答案：

“哀公问曰：‘何为**服？’孔子对曰：

‘举直错诸枉，**服；举枉错诸直，**不服。’”简单来说，将正直者放在高位，**服，将不正直者放在高位，**不服。《论语》也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也就是说，君子之德，犹如风一般，引导社会；而小人的德行，则如草般难以依仗。如果铜铁当家，礼节就会随风倒塌，**也会变坏。正义之城位于私心名利场。故而，《礼记》云：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即若想建立君子之国，民心培育是第一步，换成柏拉图所言，即拥有“金子”特质的哲学家为王，引导民众，否则，城邦之民蝇营狗苟，内斗不止，国破家亡为时不远。

二、“铜铁当道，国破家亡”的原因

理解“铜铁当道，国破家亡”的含义后，就可以分析为什么“铜铁当道”会导致“国破家亡”，对此我们需要从柏拉图对正义城邦的审视中寻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其通过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同的对话来解释城邦是怎样形成的。首先是对基本物质的需求，比如食物和住房；其次是精神需求，比如艺术和绘画。

换言之，在分工与交换中，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中，城邦逐渐产生并且不可逆转，只有物质的城邦只是猪的城邦，除了衣食住行外，满足公民精神生活的城邦才能是人的城邦。但无论怎么说，为了公民的生存，生产者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即便必不可少，生产者也只能是处于这个城邦的最底层，不能居于统治者的地位，这是由生产者的特质所决定的，即其“铜铁”身份。

否则的话，通过本文第一部分对“铜铁”的分析可知，城邦将永无宁日，此时正义让位于不义。“柏拉图从正义推论至不正义，他指出,不正义就是三部分人之间的‘斗争与不和,相互反叛,相互干涉,灵魂的一部分起来反对灵魂的另一部分,被统治者企图夺取统治者的地位’,‘如激情和欲望占主导地位 ,背离了理性与智慧的行为则是不正义的行为’。他把脱离理性与智慧指导的状态称之为‘愚味无知’。

”我们在此可以将柏拉图的观点简单表示：社会中必然会存在三个阶层，城邦中的人，除了奴隶外，都必须属于某一阶层，并且这种阶层是根本性的，即根植于本性的。城邦若想正义，必须各安其序，互不干扰。

那么，为什么生产者阶层必须处于最底层呢？原因在于其“铜铁”本质，换言之，这一阶层的公民具有“欲望”，而且是会摧毁正义城邦的欲望，柏拉图认为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亦即那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仅有欲望的公民是可怕的，他们的治理更加灾难性

“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

”很显然，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逻辑，可是对于并无“金子”或者“银子”特质的“铜铁”公民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他们虽然有节制的美德，可是他们没有哲人的智慧，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堕落。“铜铁”公民作为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无法让理智来控制灵魂中的其它部分，仅以欲望作为支撑，从而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忘却他人的利益，个人毫无主见的情感或意见就会使得城邦变质，其破坏性难以阻挡，恰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从无知和破坏的程度上来说，“铜铁”之人和一群只会毁灭而不知创造的“乌合之众”极为类似。

而从《理想国》中可知，柏拉图认为所谓正义，其精髓在于内在的和谐，也就是说一个正义的人应该是智慧而且道德的，对于城邦来讲，亦是如此。城邦的正义在于有道德有智慧的“王”，拥有忠诚的卫士，引领臣民，走向“最高而广的善”。从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民主制度已经衰落，正义自然不存在。

对于此种状况，首先，“柏拉图认为希腊城邦之所以陷入混乱，与财产私有作为追求的目标有关。他认为，私有财产和家庭容易支撑民众的私利和贪婪，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纠纷。”其次，“柏拉图认为当时的城邦政制很难消除内乱以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因为它们不是欲望统治就是激情统治，而欲望统治和激情统治正是战争的根源。

在欲望统治的政制中，一方面，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肆意侵犯被统治者的利益，导致被统治者的反抗，从而引发城邦内乱；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必然要向外扩张，掠夺土地和人口，这势必与别的城邦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城邦之间的战争。”

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当时的城邦之所以战乱频繁、居民之所以流离失所，就是因为执政者人心不古，他们早已从“金子”特质退化成为“铜铁”特质，他们不再具有美德与智慧，只是充满了难以节制的个人私欲而已，从而难辨是非。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的悲剧就在于此，“苏格拉底面对的问题是，雅典人民是否有能力分辨少数自由派知识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与苏格拉底的申辩谁对谁错。”很明显，此时雅典人民由于生活在“铜铁”统治下的“不义”城邦，已无德行与智慧，难以区分对错，这样下去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三、如何防止“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面对衰败的城邦，柏拉图的解决之道只有三个字：哲学之王。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在一个城邦里，要么哲学家成为国王，要么国王理解哲学。

坚持智慧与道德统一的统治者就是正义的统治者，让公民过上正义的生活。“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柏拉图设想建立一个正义、共和的理想城邦，城邦内的经济安排都要服从于‘正义’这一原则。

城邦内‘正义’的体现就是经济上财产共有、政治上的共治和社会福利的共享。城邦的治理者和护卫者(即哲学王和护卫国家的战士)因是由金子和银子铸造，所以应实行共产制，以德性来节制自己的私欲。国家的管理者不应该拥有私产。

”毋庸置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个想法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然而，“这个‘高贵的谎言’的基础在于,柏拉图相信,每个人就本性而言只适合干一件事情(《理想国》370b)。如果说一个木匠和一个鞋匠互换工作尚不会引起巨大的困扰,而一个第三阶层的人居然干预第一和第二阶层的事情,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甚至灭亡。在古希腊,秩序是善,而无序(apeiron)是混乱和恶。

所以，至善在城邦中的实现一定是表现为秩序。”这种秩序，在当时的柏拉图看来，是避免城邦毁灭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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